汉源联社迎新春 情系退休干部职工

【摘要】 近年来随着疑难案件的增多，后果主义论证已经严重威胁到法教义学推理论证方法在司法裁判中的地位。

[12]参见钱弘道:《中国法治实践学派正在形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2月6日，第A7版。法律实施基本原则应当有效承载并集中体现法律实施中特有的原理。

在规划或考察法律实施效果时，应当正视法律实施的这一特点。（六）谦抑实施原则 法治是规则治理的事业，但规则本身存在诸多缺陷。就主体而言,公民守法的原则是可为法律未明文禁止的行为。[8]参见吴大英、沈宗灵：《中国社会主义法律基本理论》，法律出版社1987年版，第351页。成文法律是凡人生产的文字艺术品，人生和社会有多复杂，它就有多复杂。

人类社会实践和理论研究均表明，法律像其他任何事物一样都具有两面性，既可以辅善，也可以助恶。[90]诚信原则在实体法中发挥重要作用，也是程序法的原则性要求。[17]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我的产品是你自己的本质即你的需要的对象化。

责任是第二性的义务，即二次负向的行为指引机制。为此，必须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法治建设的根本目的，把体现人民意志、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作为法治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必须在依法治国全过程各领域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恪守以民为本、立法为民理念，坚持执法为民、司法为民、普法为民。但是，与会学者大都只引述了其中的一句话，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规范的四种后形而上学的语境下，哈贝马斯把涉及到美好生活或没有虚度的生活概念问题都称为伦理问题。

美好生活如同幸福的权利、人的尊严一样，构成了现代国家、现代政治和现代法治的价值根基、理念导向和最高目的，奏响了新时代中国发展的精神号角。文本的含义依赖于其存在的语境，即历史的脉络和文本的上下文关系。

美好生活命题可以拓展为三个命题：第一，美好生活需要是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人民是美好生活的享有主体。[3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649页。第一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法理思维，作为新的思维范式，比法律思维和法治思维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要强很多。

（二）社会主要矛盾命题的体系性理解 有学者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是一个完整而科学的体系。《世界人权宣言》规定：对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权利的承认，乃是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意味着，生产和发展依然是重点和中心，而非斗争和革命。法治的需求直接指向法治建设实践。

这一研究还有待引起更多学者的关注和响应。（三）着力解决法治发展的中心和重点任务 在法治发展中要着力解决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主要体现为：科学立法与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不充分，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的不平衡，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建设的不平衡，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的不平衡，区域间法治发展的不平衡，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发展的不平衡，国内外法律服务能力建设的不平衡，等等。

[5]上述第一句话是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基本判断，第二句话是指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第三句话是对我国社会生产和发展状况的认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已经成为满足人民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这也表明了解决主要矛盾的方向所在，即不是限制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而是实现更加平衡和充分的发展。[29]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或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共出现了四次。

法理中心 引言 根据唯物辩证法，矛盾是指事物对立统一的关系。而无效的需要对人的实际行为活动不具有感召力，无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2]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论述就是主要矛盾分析方法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应用。美好生活的历史性、具体性、发展性，决定了美好生活的阶段性。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党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战略安排，提出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参见[德]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沈叔平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48、164页。

为实现劳有所得，需提供全方位公共就业服务、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指向劳动权和报酬权保障。法理思维的实质是基于对法律、法治本质意义和美德的追求，对法律精神和法治精神的深刻理解，以及基于良法善治的实践理性而形成的思维方式。

必须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人民群众观的两大核心要义是人民的目的性和力量性。

第三，将人民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是对人是目的的肯定和发展，[41]也即反对把人当作实现生产目的之手段，反对把人作为实现他人目的之手段。我们需要在法律思维、法治思维、法理思维概念体系的参照之下才能理解法理思维。

有学者主张，全面依法治国是迈向美好生活的基本方式。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的重点任务在于：一是围绕司法权运行新机制深化配套改革，二是围绕化解社会纠纷的司法功能深化配套改革，三是围绕建设高素质司法队伍深化配套改革，四是围绕维护司法权威深化配套改革。[1]《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4页。在科学共产主义理论中，初级阶段是社会主义，高级阶段是共产主义。

在现实社会中，生产发展和科技进步是满足和发展人的需要的根本途径，也与人的需要一起共同构成了社会各方面不断向前进步的根本动力。法理概念的意义既在于对法理泛在的内容描绘和对观照反思、实事求是的方法传递，也是对推进新时代中国法理学转型升级的理论自觉，是对中国法理学乃至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的学术回应。

认真梳理美好生活的学术史，深入挖掘其理论内涵，并结合当下中国的时代背景，赋予其新的意义载荷，是我们下一步研究的任务。法律在本质上是一种利益调控机制，法律表达利益要求，分配利益格局，平衡利益冲突。

有学者通过对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关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完整表述的解读指出，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命题的重点并非在于揭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客观事实，而毋宁是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即党的十八大以来形成的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人民的目的性体现为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所指出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就是实现人民的幸福。

[3]《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2页。亦即，供给侧的社会发展和制度改革，必须以需求侧对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认定为前提，这样才能实现精准和有效的生产和发展。[21]基于物质文化资料与人的需要的对应关系，以上对生存资料、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的划分，对应着生存的需要、享受的需要和发展的需要，依次递进。[23]《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69页。

为实现幼有所育和学有所教，需提高幼儿教育质量和水平、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健全学生资助制度，指向受教育权保障。德国《基本法》第1条规定：人的尊严不可侵犯。

[57]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54页。[58]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又一次强调：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一个民族的生活创造它的法制，而法学家创造的仅仅是关于（这一）法制的理论。人民群众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范畴，人民群众观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